在全球化背景下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各自的行政管理的改革，形成了以“公共服务”为价值取向的新的行政管理模式，同时也对其他国家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。所谓的“公共服务”型行政管理是指，对政府行政职能的新的定位，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轻服务，“以政府为中心”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，以“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”的转变。在这个新的模式下，行政管理凸显出起点高、范围广和层次分明的特点，其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标准：

　　1、管理理念向“以人为本”转化。行政管理理念上，体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。有别于传统的强权管理，它更加强调行政管理的公共服务性。笔者认为，这种“公共服务性”体现的是顺应人内在要求的“柔性”管理，它更加关注人们生存的环境和态势，重视个体的存在价值；反映了行政管理主体从权力崇拜走向崇尚服务，即行政管理手段的权力性、强制性色彩淡化了，行政管理相对人得到了应有的尊重，传统的管理与被管理、服从与被服从的单向关系转化为彰显民主精神的相互合作、协商的互动关系。

　　行政管理理念的变化实质反映出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的变化，即“权力本位”始让位于“权利本位”。权力存在的基础是权利，权力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权利，权力的运行必须受到权利的监督。行政服务精神正是体现了私权利优于公权力的法治内涵。

　　2、政府角色向有限政府转换。所谓的有限政府（Limited government）是指政府权力有限及其权力受到其他部门权力限制的政府行政制度。 有限政府取代“全能政府”，政府角色重新定位。在传统的官僚制范式下，由于政府垄断公共权力，因而形成了一个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的“全能政府”。“全能政府”导致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力空前膨胀，成为公共权力腐败的制度化基础，因而各国都努力在向有限政府过渡。从目前看，有限政府主要体现了政府权力的行使、规模和职能都有法律进一步的明确规定，行政行为必须受到社会监督和制约，它强调政府间接的宏观调控和社会自治，尊重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；通过有限政府的建立，创造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格局，使政府退出本该由社会管理的领域，而由政府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对之进行引导。

　　3、政府权力下放。中央权力下移，权力开始分散。由于二战以后，各国普遍奉行凯恩斯的国家积极干预政策，因而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，窒息了地方必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使得整个行政管理机制僵化，缺乏应有的活力，难以应付快速多变的外部环境，从而极大的浪费了行政管理资源，造成行政机制运转的质量和效率低下。应该说权力的下移正逐步使传统的权力“倒金字塔”式的畸形模式出现根本改变，正如托夫勒在《权力的转移》序言中所指出的“在权力转移的黎明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维持世界的权力整体结构在分化的时刻，一种根本不同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，它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每个层次上。”

　　4、实行绩效管理。实行绩效管理，注重结果和产出。为确保有限的资源用在政策所规划的方向，发挥预期的功效，政府压缩了行政支出，明确规定了行政管理机构应达到的工作目标，重视管理工作的结果和产出并对之按照一定标准予以测量，同时，对相关人员做到“赏罚分明”，以此督促行政人员提高行政办事效率，控制行政成本投入。

　　5、实行政府数字化管理。“数字政府”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。“数字政府”是指“政府运用地球信息系统、遥控、网络、多媒体、虚拟仿真等高新技术搜集信息、整合信息，产生信息，并依据所产生的信息对城市和社会实施有效管理的技术手段……”， 它通过技术的刚性规制约束政府行为，使政府难以滥用权力，从而实现政府公正、廉洁、高效运行的价值目标，充分体现服务社会的主要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