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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所开发的,以常理常道为主。孔子所讲的仁,孟子所讲的怵惕恻隐之心,即是常理常道最内在的根核。而就文化之传承而言,儒家「上承六艺,下开九流」,一方面是诸子之一,一方面又代表民族文化之统。
儒家哲学的性格,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。西方哲学着重于知识性的论证和概念性的思辨;儒家哲学则重实践,而要求学行合一、知行合一,因而特别正视实践的主体-生命。此可名之为生命的学问。
生命有正负两面。正面的是德性生命,负面的是气质生命或情欲生命。对于德性生命必须加以涵养充实、发扬上升,以求人格之完成。对于气质生命或情欲生命,则须加以变化和节制;变化是化掉气质之偏与杂,节制是将情欲纳入轨道而使之不放纵、不泛滥。这负面的变化气质和节制情欲之工夫,固亦为儒家所重视,但用心着力之点则在正面之道德实践。
道德实践又可分为主观面的实践和客观面的实践。主观面以完成德性人格为目标,这是成就生命之质的纯一高明;客观面以淑世济民、成就天下事物为目标,这是成就生命之量的广大博厚。高明以配天,博厚以配地;二者合起来,人的高贵庄严与充实饱满之生命,乃能获得真实之完成。
一、先秦儒家的开创
孔子是儒家的开山,他顺承圣王之统而建立仁教。圣王的礼乐之教是生活行为的形式规范,而孔子的成德之教则是生命德性的自觉实践。在成德之教中,人不再是被动的接受沐浴熏化,而是人人都可以反求诸己,自我作主地从事道德实践(为仁由己,我欲仁斯仁至矣),以完成自己的德性人格。而且本乎自己的仁心,人人都可以就近取譬,「已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」,而发挥「仁以为己任」的淑世精神。孔子为周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原初的综和形态,作了「开光点醒」的工作,使得中国文化这条神龙,真的活现了。
孔子的哲学不只是智慧的透显,而更是德慧的表现。他所开发的是「仁智双彰以成德」的道路:仁以感通为性,以润物为用,此之谓仁德的润化;智以觉照为性,以及物为用,此之谓智及的风姿。仁智双彰,则能通物我(老安少怀,万物一体),合天人(下学上达,与天地合德)。
孔子的内圣外王之学,由孟子、荀子继承而发展。而中庸、易传,则是「天道性命相贯通」的思想,是顺孔孟哲学推进一步的发展。
二、宋明儒学之复兴
宋明是儒家的复兴期,宋明理学最大的贡献,是超越佛老的玄智、空慧,而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。他们上承儒家经典本有之义,由中庸易传之讲天道诚体,回归于论语孟子之讲仁与心性,然后落于大学讲格物穷理,使儒家天人合德、成己成物的哲学思想重新昭显,而重新光畅了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流。
心性,是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切己之事,人的视听言动与一切道德行为,皆本于心性,心性之学讲得愈精微深透,就愈能自觉地创造道德之价值与文化之价值,而人类德慧之上升、人文精神之开发,亦都植根于此。宋明儒者以六百年的精诚,讲明这一套学问,而真实地完成了康德所向往,而却未能完成的「道德的形上学」,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。近十年来,西方学界人士亦已注目于此,而日渐普遍地从事宋明理学之研究。
但宋明理学毕竟着重内圣成德一面,外王事功一面则缺少积极的议论。这是当前儒家所面对的重大课题。
三、当前儒家的使命
由先秦到两汉,是儒家哲学第一阶段;下经魏玄学,南北朝、隋、唐佛学而发展到宋明,是第二阶段;如今则进入第三阶段。
当代儒家懔于国家民族、历史文化、时代学术之责任,从头疏导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性、发展、缺点,以及今日所当走的道路,确定当前的文化使命是落在三个中心点上:
(一)道统的肯定:道统,即是民族文化之统。这是文化生命的根源和人伦教化的纲维,而个人安身立命亦须取则于此。依据道统讲学问,始能开显生活的原理,决定生命的途径。换言之,肯定道统,即是肯定道德、宗教层面的真理,以护住孔子、孟子所开辟,宋明儒所承续的人生宇宙的本源。因此,维护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位性,乃是天经地义的事,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责任。
(二)政统的继续:政统,是就政体、政道上说。安排治权的轨道谓之治道,安排政权的轨道谓之政道。由于安排政权之方式不同,而形成不同的政体。政体随时代社会而有转进发展,而且其转进发展乃是历史之必然,所以能够成统。中国的传统政治在治道方面有很高的成就,而政道方面则一直未能客观法制化。由禅让而世袭,而革命,而打天下,则表示在政权转移这个问题上,一直没有建立客观的法制。而民主政治的体制,正切合中国当前之需要。而完成民主体制的建国大业,乃是儒家新外王的中心任务。
(三)学统的开出:在以往,学统与道统不分。而今所谓学统,乃专指知识之学而言。在西方,知识之学是希腊传统发展出的学问。在中国,则须从儒家学问之传统中自觉地转出来。
中国自古有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分别。德性之知(良知)发自道德心,其主要作用在成就「德」;见闻之知发自认知心,其主要作用在成就「知识」。良知当然肯定知识之学的价值,良知亦必然能够自觉地坎陷自己而转为认知心,在「主客对列」的方式中而向外发用以成就知识。如此,则科学知识可以由中国文化心灵中自本自根地产生出来,以满足开物成务、利用厚生的要求,使中国文化更充实、更丰富。(蔡仁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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